谢襄想，换做是他，必然也会这么做。


    因此他愈发确信，虞衡将时毓留在余杭，绝非舍弃，而是寄予了重大期许。


    江南那片沃土，终将成为时毓施展抱负的舞台，也终将成为虞衡撬动天下的棋眼。


    既如此，纵谢襄万般不舍，时毓也是非杀不可。


    并且，不能只是在□□层面消灭她，更要杜绝 “人死道存” 的隐患，需让她的名节、根基、所创之物彻底消亡，完全不能为虞衡所用。


    四月初，余杭郡守夏侯婴被弹劾数项重罪披甲进京，在江南引起不小的骚动。


    所幸，江南市舶司有驻军将领夏侯仪坐镇，仍平稳运营。


    市舶司门外张贴告示，晓谕众人：“市舶司之设立，乃顺应时势、利国惠民之要务，关乎江南商路命脉与民生根本。无论朝局如何变迁，本司决计不改其制，不废其政，一切抽解、给引、博买、巡检等事，悉照旧章办理。凡我商民，各安其业，勿信谣言，勿生疑虑。”


    这告示写得极直白，几乎就是在‘自立门户’，明晃晃地告诉商户：不管谁坐龙庭，市舶司都不会裁撤废止，你们只管安心营商贸易。余杭十万甲士，将用血肉之躯为江南复苏保驾护航！


    此告示一贴，不仅稳住了商贸，也赢得了民心。


    江南百姓本就因关闭南北商路对掌控朝廷的北方门阀充满憎恨，经此一事，恨意被推上新的高峰。


    而商户与驻军之间的关系，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他们自发捐钱献物，添置军备，改善将士伙食，所捐物资堆得满满当当，恨不得鼓动驻军立刻挥师北上，把谢襄的人头砍下来，挂到市舶司门口去。


    而暗地里推动这些的时毓，也陷入杀机汹涌的暗流之中。


    一方面，针对她的各种谣言四起，有说她来历不明、无迹可寻，实是深山修行成精的妖孽，降世只为搅乱天下，所到之处必起纷争、生灵涂炭；


    有说她穷奢极欲、挥霍无度，寻常五谷难入其口，羊肉只吃肋下三寸嫩腴，鲜蔬只取最嫩菜心，余杭官府从各大商户所借的巨款，只为供养她一人；


    有说她性本淫邪、荒淫无度，离不得男子相伴，护卫其居所的一百五十名驻军，全是她的入幕之宾；


    更有甚者，说她是孕育圣体，腹中同时怀了八个男人的孩子……


    当然，更多的诽谤与攻讦，还是聚焦在漕运保险上——保险都是骗人的，出了事儿根本不赔！现在水匪都被剿灭了，水上行船风险极低，买这玩意儿不是浪费钱吗？保障水路安全本就是官府的责任，凭什么让升斗小民承担这些成本？


    时毓提出这个东西，根本不为利商，纯粹是为了讨好摄政王，只为填充摄政王府的私库。


    这些攻讦如野火燎原，不少商户被谗言蛊惑，或聚集于府衙门前请愿，要求即刻取缔漕运保险；或联名上书，主张改由官方全额出资承办保险事务，断了时毓敛财的可能。


    一时间，江南东道各郡官府压力极大。
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那首《春江花月夜》真正的作者也终于被找到。自这首诗作传颂开来，时毓虽未公然冒领，却也从未主动澄清，任由世人将她当作诗作者来追捧。这沽名钓誉之行径，令天下文人墨客纷纷唾弃。


    再者，朝廷给那位被时毓绞杀的沈族长翻了案，不仅昭雪其 “冤屈”，更追赠光禄大夫衔，敕令地方官府为其立碑建祠，赐谥号 “忠节”，以表彰其 “维护宗族纲纪、忠于朝廷” 之功。吴郡按察佥事张力也被罢官。


    虽然碍于虞衡的阻挠，并未给时毓定罪，但如此‘拨乱反正’，已然变相将时毓祸乱地方、践踏纲常的罪责公之于众，狠狠折损了她的声望与威信。


    最后，才是□□上的消灭。


    针对时毓的暗杀此起彼伏，防不胜防。


    时毓被逼的只能闭门不出，连家门口的垂钓台都可望不可及。


    夏侯仪本想让她搬回驻军大营住，可是，京中针对驻军的非议弹劾也随之而来。


    谢襄借那则 有“自立门户”意味的告示大做文章，指责余杭驻军藐视朝纲、意图割据，随即派了一名御史前来查察问责。


    这周御史带着皇帝的谕旨和三百禁军，如一把尖刀般直插入驻军大营，气焰嚣张至极。


    他对夏侯仪动辄呵斥诘问，对普通将士更是任意辱骂殴打。名为查察问罪，实则根本不急着定罪，反倒像有意逼他们造反一般，变着法儿磋磨。


    驻军将士的怒火被一点一点拱了起来，大营内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，仿佛随时都能被一点火星子点燃。
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驻军大营反倒不如西湖边那处宅院来得安全。


    可是人人都知道时毓住在这里，刺客找起她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


    一波又一波的暗杀接踵而至，一个又一个驻军为了保护她而牺牲，时毓心痛又恐慌。


    她感觉自己就像龟缩在一个早已暴露的堡垒里，外面围满了<a href=Tags_Nan/SangSHiWen.html target=_blank >丧尸</a>，且那丧尸还在源源不断地朝这座堡垒涌来。


    再这样下去，就算堡垒撑得住，她自己怕也要在日复一日的忧惧中枯竭了。


    转机发生在五月。


    北方数郡发生春旱，有些地方一连月余不下雨，地里的春苗全都枯死。


    这意味着北方大部分地区，今年秋天将颗粒无收，粮价因此飞速攀升，很快便令寻常百姓无法承担。


    居住在城镇的百姓没有田地，靠手艺或做小买卖糊口，家中存粮本就微薄，粮价一涨，最先陷入饥馑。他们聚集府衙之外，跪地哀求官府开仓赈济。


    朝廷应对也算及时，即刻下令北方诸郡开常平仓放粮，但北方本就干旱缺粮，官仓储量有限，只能施稀粥，勉强让这些人饿不死而已。


    农民的余量只能撑到秋收前后，一旦吃完，靠朝廷的粮仓，连稀粥也喝不上了。


    若不能及时调粮稳粮价、筹粮赈济灾民，大规模的流民动乱与农民起义，必将无可避免。


    以往遇到这种情况，朝廷必然做两件事：其一，派遣官员分赴旱区，核查灾情，禁止地方官吏囤粮抬价；其二，以功名、匾额、免税待遇为饵，逼迫地方豪强与世家大族捐粮捐米，分摊赈灾压力。


    但这回，两条路都走不通。


    因为南北商路已被截断，南方的粮食进不来，各大粮商手中本就没多少存货。供需失衡，粮价攀升，并非人为哄抬。


    而眼下虞衡正磨刀霍霍向门阀，世家大族的粮食更要紧着自家的门客和府兵，断没有替朝廷分忧的理由。
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从丰饶的江南筹粮，就成了谢襄稳住天下局势的唯一出路。


    而江南在虞衡掌控中，借不借粮，就看谢襄开出的条件够不够有诚意了。


    谢襄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，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：


    首先，解除水陆关卡，重开南北商路。


    其次，承认江南市舶司的合法性，允许民船做南洋贸易；


    再次，释放夏侯婴，召回周御史。


    最重要的是，针对时毓的暗杀终于暂时告一段落。


    时毓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喘息之机，走出家门，遍览江南，见了自己的恩人林寡妇，以及杨焕文、姜同舟、沈素等老朋友，在各处题词留诗，难得的恣意快活。


    不过，随着南北商路重开，人流货流往来不绝，信息的传播也愈发顺畅无滞，真真假假的消息混杂其中，无从甄别，也无从阻拦。


    关于时毓的那些旧谣新传，便如长了翅膀般，顺着商路一路北上，飞进了洛阳城，飞到了虞衡的耳朵里。


    别的他都觉得荒谬至极，只有一条，传的有鼻有眼的，令他心里如针刺一般。


    传言时毓漫游江南之际，偶遇诗人王勃，二人志趣相投，引为知己。七夕良宵，二人同游广陵，共赏满城灯华。


    情之所至，时毓作词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’。


    而王勃则写下洋洋洒洒的《七夕赋》，赋中佳句迭出，灵气逼人。其中“伫灵匹於星期，眷神姿於月夕”，借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之景，暗寄相逢之缘，缱绻含蓄。


    “鄙尘情于春念，拟仙契于秋诺”则将两人之间的关系推向了另一重境界——看淡春日里浮薄的俗世情爱，愿在清秋七夕之夜，缔结一段如仙般纯粹不渝的知己之约。


    世人因此断定，时毓对王勃一眼定情，而王勃避讳她是摄政王的爱妾，不敢越礼逾矩，只能压抑心意，以知己相待。


    总归两人皆看对了眼，王勃含蓄，而时毓身为有夫之妇却毫无顾忌，大胆豪放。


    这显然是一种诽谤诋毁，可无论是时毓的词，还是王勃的赋，辞采风骨皆是顶尖，绝非市井庸人能够杜撰。唯有足以名流千古的诗人才能创作的出，所以这传言，太真了，真的离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