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野把烟掐灭在石头上,站起来。
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,转身走回隧道口。
他的步伐不快,但他的背挺得很直。
沈时晚蹲在原地,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隧道口的黑暗里。
头灯的光在黑暗中晃了一下,消失了。
她蹲在那里,风从峡谷里灌进来,吹得她的围巾猎猎作响。
她用手指在碎石地上画了一个圈。
圈的中心是“陆野”,圈的边缘是“北京”,圆规的脚尖是她的心。
她蹲在那里,画了很久。
画好了,站起来,用脚把那个圈抹掉了。
圈可以抹掉,心抹不掉。
那天晚上,沈时晚在观测站里坐了很久。
她把顾淮的笔记本从枕头底下拿出来,翻到那张照片。
顾淮站在祁连山脚下,阳光太强眯着眼,手里拿着地质锤,笑得很不像一个地质学家的样子。
沈时晚对着照片说了一句:“顾淮,我遇到一个人。他跟你不一样。他什么都比你差。不会说话,不会笑,不会哄人。他的身体也不好,心坏了。但他想活着。他想活着,不是为了他自己,是为了把路修完。为了他妈,为了他阿妈,为了那个从凉山跟他出来的工人。他活着,是为了别人。他想为别人活着,我希望他为自己活着。我希望他为自己活着。哪怕只是一天。他活着就行。”
照片里的顾淮还是笑着,他的笑在灯光下有点模糊。
她用手指摸了摸他的脸,合上笔记本,放在枕头下面。
她打开手机,给导师回了一封邮件。
她写了很长,写了删,删了写,反反复复。
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一行字——“老师,我四月十日回去答辩。我会准时到。”
发完之后,她拨了妈妈的电话。
响了几声,接通了。
“妈。”
“晚晚?”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,还是那样,不急不慢,带着一口软绵绵的南京话。
“你怎么想起来打电话了?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你嗓子怎么了?感冒了?吃药了没有?高原上感冒不是小事,你要去医院看看。”
“妈,我没事。我就是想你了。”
沈时晚的声音有点哑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
“晚晚,你是不是哭了?”
“没有。风大。嗓子干。”
“你还记得你小时候,每次哭都说眼睛进沙子了。你长大了,还是这样说。我老了,但我没糊涂。你怎么了?”
沈时晚的眼泪掉下来了。她没有出声,用手捂住话筒,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“妈,我遇到一个人。他修隧道的。他的身体不好。他的心脏坏了。他可能在高原待不了多久了。我要回去答辩,我走了,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。他让我走。他说我的路在前面,不在他旁边。他说他等我回来。”
她一口气说完,眼泪止不住了,顺着脸颊往下淌,
滴在手机屏幕上,模糊了妈妈的电话号码。
妈妈沉默了很久。
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。
妈妈的呼吸声,沈时晚的呼吸声,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,在一条细细的电话线里交织在一起。
“晚晚,你听妈说。妈没见过这个人,不知道他长什么样,不知道他家里是做什么的,不知道他对你好不好。但妈知道,你是个死心眼。你看上的人,不会差。你的路在前面,他的路也在前面。你们的路不一定是一条路,但可以并排走。并排走,就不会丢。你回来答辩,答完了,再回去。他等你,你就回去。他不等你,你也回去看看。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活着就好。”
沈时晚握着手机,哭出了声。
“妈,我答辩完就回去。我回去看他。他活着,我就留下。他不在了,我也要回去看看他待过的地方,看看他的桥,看看他的隧道。”
“好。妈等你。你爸等你。我们都等你。”
沈时晚挂了电话。
她蹲在观测站的地上,哭了好一阵,哭到嗓子哑了,哭到眼泪干了。她站起来,用冷水洗了脸,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。
红的,肿的。
她对着镜子说了一句:“沈时晚,你哭什么。你还没走呢。你走了还可以回来。你回来了还可以见到他。他活着。他还活着。”
那天夜里,她没有写笔记本。
她关了灯,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的风声。
风从雪山顶上俯冲下来,穿过河谷,撞在板房的铁皮墙上。
她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地、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她做了一个梦。
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里,头灯的光照不远,只能看到前面几米。
她走了很久,走到腿酸了,走到头灯快没电了,走到她快要放弃了。
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——“时晚。”不是顾淮,是陆野。她的头灯亮了。她往前走,走得更快。隧道口的光越来越亮。
她跑了起来。
她跑出了隧道。阳光刺眼,她眯着眼睛。
陆野站在隧道口,手里拿着安全帽,脸上全是灰,但他在笑。
他不是不会笑吗?
他笑了。
她走过去,他也走过来。
两个人走到一起,她伸出手,他握住了。
醒过来的时候,枕头是湿的。
她翻了个身,把被子拉到下巴颏,闭上眼睛,想再回到那个梦里。
梦不回来了。
她睁着眼,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,直到天亮。
第21章 她不想当他的药剂师
三月下旬,沈时晚开始收拾行李。
不是马上要走,是提前准备。
四月十日的答辩会,她必须在四月九日之前赶到北京。
从工地到格尔木五个小时,从格尔木到西宁一个晚上,从西宁到北京两个半小时的飞机。
加上等车、转车、安检、候机,全程下来将近三十个小时。
三十个小时,她可以从北京飞到欧洲。
三十个小时,她可以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。
三十个小时,她可以从他身边到离他三千公里以外的地方。
她不想去,她必须去。
沈时晚把行李箱从床底下拖出来,放在地上。
行李箱是黑色的,硬壳,边角磕掉了漆,露出里面白色的塑料。
她打开箱子,箱子里空空的,只有几件换洗衣服。她把衣服拿出来,叠好,放回去。
又把衣服拿出来,重新叠,重新放回去。
叠了三次,每次的折法都不一样。
她不是不会叠衣服,是不想叠完。叠完了,箱子就合上了。
合上了,她就该走了。
陆野站在板房门口。
他没有进来,站在门槛外面,手插在口袋里,看着她叠衣服。
他看了很久,久到沈时晚把那几件衣服叠了又拆、拆了又叠。
他终于开口了:“带厚衣服。北京还冷。”
“带了。”
沈时晚指了一下箱子里那件黑色羽绒服。
陆野看了一眼,没说话。
“你答辩穿什么?”他问。
沈时晚愣了一下。
她还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答辩要穿正装,她来工地的时候带了一套——黑色西装外套,白色衬衫,黑色西裤。
外套一直挂在板房的衣架上,用塑料袋罩着,防灰。
她把塑料袋揭开,摸了摸外套的料子,起了褶子,但不严重。
挂了几个月了,没穿过。没机会穿,也不用穿。
在工地上,没有人穿西装。
“这件,”沈时晚说。
“熨一下。褶子多。”
陆野说。
沈时晚看着他,嘴角弯了一下。
“你去哪里熨?工地有熨斗吗?”
“老刘有。蒸包子的蒸锅。水烧开了,把衣服挂在上面,蒸汽熨。”
沈时晚笑了,这次不是弯嘴角,是笑出了声。
她笑得弯了腰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陆野站在门口,没有笑,但他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那是比笑更深的、藏在眼睛里面的、不会轻易给别人看的东西。
沈时晚后来想起这个画面,才知道那是不舍得。
晚上,沈时晚在观测站里整理数据。
陆野推门进来,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。
红蓝条纹的,蛇皮袋子,边角磨出了絮,一看就是工地上装水泥的那种袋子。
他把编织袋放在桌上,袋子鼓鼓囊囊的,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。
“这是什么?”沈时晚问。
“特产。”
沈时晚看了他一眼,解开袋口。
里面装着一包一包的东西,用塑料袋分装着。
她打开第一包——松茸干片,切成薄片,晒得干干的,颜色发黄,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菌子香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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