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11月4日下午两点十七分，香港启德机场。


    朱塞佩·托纳多雷走出海关时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蹲下来摸了摸地面。


    这个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，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裤和旧皮靴。


    背着一个塞满胶片的帆布包，看上去像个迷路的背包客。


    跟在他身后的制片人安东尼奥，想要帮忙拎包，被托纳多雷摆摆手拒绝了。


    “赵先生？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用生涩的中文发音，然后切换成带着浓重西西里口音的英语。


    “我在罗马看完了你们寄来的所有东西。三十七公斤史料，我托运超重费付了四百美元。”


    赵鑫握住他伸过来的手，发现这位导演的手掌粗糙得像工人。


    “欢迎来香港。先去酒店？”


    “不。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从口袋里，掏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。


    翻开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意大利语和中文拼音。


    “第一站，深水埗。陈记糖水铺。现在就要去。”


    安东尼奥急着要说话，被托纳多雷抬手制止：“合约的事晚上谈。我先要确认一件事，你们是不是真像史料里显示的那样，敢拍出所有真相。”


    车里，托纳多雷一直盯着窗外。


    当车子驶入深水埗老街时，他突然让司机停车。


    “这里，”


    他指着街边一栋正在拆除的唐楼，“在罗马看照片时，我就在想，香港的老房子拆起来是什么声音。”


    他推开车门走下去，在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，站了足足三分钟。


    工人们用铁锤砸碎砖墙，旧木梁断裂时发出干涩的呻吟。


    托纳多雷从帆布包里，掏出便携录音机，按下了录音键。


    回到车上时，他衬衫领口沾了灰。


    “1938年槟城的橡胶园宿舍拆毁时，也是这个声音。”


    他说，“殖民政府要扩建公路，三百户华工家庭三天内被赶走。有个老人抱着门框不肯松手，警察用警棍敲断了他的手指。断骨的声音，应该和刚才那根木梁差不多。”


    赵鑫看着他：“您怎么知道这些细节？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从帆布包深处，抽出一个铁皮盒子，打开。


    里面是一份，泛黄的英文报告复印件。


    “伦敦殖民部档案，编号CT/1938/0472。我在大英图书馆泡了三天，才拿到复印许可。”


    他指着报告上的一行字，“‘强制驱逐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，三名华工受伤。医疗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右手三指骨折。’报告写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没写那个老人后来去了哪里，没写他叫什么名字。”


    他把报告递给赵鑫：“你们的史料里有这个人的名字吗？”


    赵鑫接过报告，看到页边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。


    字迹稚嫩但工整：“陈阿水，六十二岁，广东台山人，1921年来槟城，橡胶园割胶工四十年。”


    “这是？”


    “陈文统先生找到的。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说，“他在槟城华人坟场，找到了陈阿水的墓碑，死亡日期1938年12月。也就是说，被赶出宿舍三个月后，他就死了。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，没有生平。”


    他看向窗外飞掠而过的街景：“电影里这场戏，我要拍。不是拍成悲情场面，是拍成‘日常暴力’，警察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人，报告像记录天气一样记录骨折。因为这才是殖民的真相：系统性的冷漠，比偶尔的残忍更可怕。”


    糖水铺的十九分钟


    下午三点零八分，陈记糖水铺。


    陈伯今天特意歇业，门口挂了“东主有事”的牌子。


    店里只有一张圆桌，桌上摆着那个老式录音机。


    托纳多雷坐下后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请关掉风扇。”


    陈伯愣了愣，把吊扇关了。


    十一月的香港午后，依然闷热，店里很快升起一股黏稠的热气。


    “现在，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按下播放键，“请安静地听。”


    磁带转动。


    周阿福的声音响起，讲的是台山话，陈文统在旁轻声翻译成英语。


    前十分钟，托纳多雷闭着眼睛听。


    听到“九尾猫鞭子”那段时，他的右手手指，开始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。


    敲的是一种不规则的、焦虑的节奏。


    听到“我阿爸临死前说‘要读书’”时，敲击停了。


    录音结束。


    糖水铺里，静得能听见杏仁茶在炉子上，冒泡的细微声响。


    托纳多雷睁开眼睛，眼眶是红的，但他没有流泪。


    他看向陈伯：“陈伯，您父亲也是南洋回来的？”


    陈伯点点头，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相框。


    黑白照片里，一个瘦削的老人，站在糖水铺门口，背挺得笔直。


    “我阿爸1923年从槟城回来，带回来的除了这个铺子的配方，还有一身病。”


    陈伯说，“肺病，是橡胶园的粉尘害的。他活到五十八岁，最后半年喘不上气，夜里坐着睡觉。但他从不后悔回国。”
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
    “他说，在那边是等死，回来是找死。等死憋屈，找死痛快。”


    陈伯咧嘴笑笑，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，“他说得对。他回来开了这间铺子，养活了我们一家六口。我妹妹读了师范，我弟弟进了船厂。虽然他自己死得早，但他让孩子们活得像人了。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


    然后他站起来，对赵鑫说：“合约我现在就可以签。但有三个条件。”


    “请说。”


    “第一，电影里必须有陈伯和他父亲的故事，哪怕只有两分钟。第二，所有幸存者的证言，必须用他们原本的语言播放，配字幕，不能配音。第三，”
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“电影上映后，所有盈利的百分之五，要成立一个基金，资助南洋华人历史的学术研究。”


    安东尼奥急了：“朱塞佩，这不合规矩，”


    “规矩是我定的。”


    托纳多雷语气平静，“如果你们不接受，我现在就买机票回罗马。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拍一部‘国际合拍片’，是为了拍一部，能改变一些人看世界的电影。”


    赵鑫伸出手：“成交。”


    晚上七点：清水湾的“鸿门宴”


    签约仪式本来安排在半岛酒店，托纳多雷坚持要在清水湾片场食堂办。


    “我要看看你们平时怎么工作的。”他说。


    于是晚上七点，食堂里摆开两张拼起来的长桌。


    一边坐着意大利和法国团队，西装革履；


    另一边坐着鑫时代的创作团队，谭咏麟甚至穿着早上练歌时的汗湿背心。


    安东尼奥看着桌上的菜式，炒牛河、白切鸡、清蒸鱼、老火汤。


    表情有些复杂。